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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2 12:55:24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也有类似观察,他认为总统依据紧急状态,绕开法定程序,主张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的“紧急状态政府”,日益危及宪法原则。而总统所说的“紧急状态”,一大来源就是战争。长期以来,总统都在主张战争时期的单边行动权力。比如林肯在美国内战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状。但在最初的一个半世纪内,这只是一种例外状态而不是常态。战争终究会结束,政治也终究会重返常态。

                                                          事实上,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新冠疫情和种族冲突只不过加剧了已有的趋势。在其主编的《分裂的民主:政治极化的全球挑战》( Democracies Divided: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一书中,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极化的源头,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内战。到奥巴马时代,两党的极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特朗普时代两党党争的很多端倪,在奥巴马时代已经显现出来了。例如,奥巴马上台之初,共和党人就明确说要让奥巴马只干一届。201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控制国会以后,奥巴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诉诸行政命令,绕开国会,于是共和党又指责他“帝王式总统行为”(“imperial” presidential behavior)。

                                                          “战时总统”与“紧急状态政府”

                                                          特朗普引用一份报告称,根据哈里斯的投票情况和立法记录显示,她此前被评为最自由主义的参议员。他把哈里斯与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参议员桑德斯进行对比,称哈里斯是“比桑德斯还要自由主义”的“超级自由主义者”。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官宣卡玛拉·哈里斯为竞选搭档的24小时内,特朗普阵营不断对这对新出道的组合发起猛烈攻击。除了“极左”、“骗子”之类的指责外,12日特朗普又给他们安上了“社会主义者”的“新标签”。

                                                          卡罗瑟斯提供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制,即得票最多者即便不超过半数也能在选举中获胜,导致更温和的第三党很难兴起。而且,两党制也排除了议会制下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执政联盟的可能性。

                                                          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两党极化和对峙的局面,其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党打造的强大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瓦解的产物。小罗斯福领导美国度过了大萧条、打赢了“二战”。这一切的政治基础,是他在四届总统任内,打造并维持了一个强大的新政联盟,它汇集了五花八门,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比如南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黑人等少数族群、农村的清教徒和城市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以及工人、小农场主等群体。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丝·李发现,从长时段观察,美国政治的竞争性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高度竞争性真的是一种可欲的品质,回想一下美国历史上两党制运行最平稳、最受褒扬的时期,无一不是一个稳定的多数党强势主导,另一个少数党配合辅助的时期,比如共和党主导的重建、进步时代与民主党主导的新政、“二战”时代。用政治学家萨缪尔·卢贝尔的话说,我们的政治太阳系的特点,不是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太阳,而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每个时期的政策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主导的多数党内部解决的,少数党不过反射了多数党的光芒。照此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反常时期,因为今天的两党更加势均力敌,权力更迭更频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背直觉的现象呢?

                                                          之后在被主持人埃里克·波林(Eric Bolling)问到“如何阻止美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时,特朗普答说,“我必须要赢得选举”,“因为卡玛拉是个社会主义者。拜登状态已经不好了,他已经被说服了,我觉得拜登也是社会主义者”。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美国暴发新冠疫情时,正值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发起的特朗普弹劾案进入最后阶段。虽然最终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判定特朗普无罪,但他执政以来两党的党争日趋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为近几十年来罕见,是有目共睹的。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称之为“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